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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两代对外来技术知识的不同态度

时间:2018-04-17 00:01:54 来源:www.028huahui.com 作者:华辉网 阅读:
  在明代,真正能影响国家实际政策的是士大夫群体。传教士要站稳脚跟,首先要讨好士人,迎合他们喜好。既然晚明士人最喜数学、地理、天文方面的知识,传教士自然不遗余力地传播、宣扬这些知识,以抬高自己威望,减少传教8的障碍。而到清代,一切取决于皇帝个人意志,官员成为奴才,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管控。传教士讨好对象从士大夫阶层变成皇帝个人,自不必再以传播科技来博取中国人尊重。即便如此,如清朝统治者能密切关注西方进展,随时引进效仿,就算中国无法自下而上掀起科技革命,作出独创性成果,至少也能做个落后不太远的跟随者。实际情形却连这点都做不到。
  作一下对比,明代官员和皇帝,从不缺少主动学习引进外来先进技术的精神,哪怕拥有这种技术的外来力量当时并无多大的威胁。明代君臣,不是坐在那里等别人把先进技术送上门来,也不是等到被别人用先进技术打得一败涂地了才知道学习,而是有强烈的主动精神,未雨绸缪,先下手为强地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回来。有时遇到来华使者,明官员都主动索取武器以行仿制,就是连一把剑,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之类都不放过,更遑论如发现新式火器、火炮,随即大规模仿制改进。至崇祯时期明人自己独创的铁芯铜体炮,能承受更高膛压,性能还在进口红夷炮之上。
  而到清代,这种开放自信的态度荡然无存,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,甚至当马戛尔尼(英国政治家、外交家,曾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,于1793年抵达中国)把当时一些最先进的武器和科学仪器,作为礼品送至乾隆面前,也被不屑一顾封存在圆明园。
  明代来华传教士,普遍发现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,天生乐观,对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非常喜欢,很快大量复制刊印;对于他们带来的仪器也都赞叹不绝,并积极仿制;对西方数学、天文、地理等新知识也都有强烈的学习欲望。
  而到了乾隆治下,英国使者看见的中国人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:“他(斯当东,马戛尔尼的副使)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,然而枉费心机,他失望地得出结论:在这个国家,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,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,甚至是有罪的。”
  现在许多人的思维逻辑是单线条的,他们看到明末清政权胜利了,于是就得出清胜于明的结论:既然明政权连清都打不过,那明朝延续下去,再过两百年自然比清更不如。而事实是,政权的强弱可以有波动起伏,而文明的强弱则是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,难以一时改变。任何一个政权都存在由强变弱的过程,但这个强弱仅仅代表该政权对经济、人力的控制能力、调动能力,并不代表文明本身的强弱。如果文明强大,即使政权暂时弱了,换一个强政权,就能迅即显示出强大力量,如果文明本身变得停滞衰弱,无论政权是强还是弱,都改变不了受人鄙视欺凌的下场,百年之内很难扭转衰萎状态。
  明末中国,在文明发展水平上总体和西方并驾齐驱,一些领域还在其上。哪怕政权变弱,只能发挥很小实力,都能把骚扰中国沿海地区的荷兰殖民者打得落花流水;哪怕类似郑芝龙、郑成功这种仅割据很小土地的地方军阀,都足以能够横行海上,让殖民者退避三舍。
  清朝接手的明代中国文明水平很高,所以长时间内仍可表现出强大国力。而清统治稳固后,中国文明发展水平停滞乃至不断下降,到了晚清,对付远道而来不过几千人的英军都束手无策。而当时清未政权经济控制力其实远超明末,仍可搜刮几亿两白银做赔款之用,其衰弱完全是文明倒退的结果。
  明亡导致中国文明的进步被拦腰截断。李申教授在其学术专著《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》一书中说:
  “具有自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,清兵入关以后,受打击最重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的结社被彻底摧毁了,明朝末年对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昂扬士风也不见了。做人必须处处小心,就是思想也不能擅越雷池。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,人们的创造力萎缩了。
  清朝前期,残破的经济没有对科学技术迫切的需要,所以当时的清人不仅没有能继续发展明末的实用技术科学,甚至那已经发展起来的也不能传播,后来,随着经济的恢复,当社会重新需要技术科学的时候,由于民族压迫和复古思潮的影响,人们又缺乏创造的活力。所以直到鸦片战争,二百年中,中国几乎没有可以与明末相比拟的、具有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见解的著作。”
  至于发生在明末清初的,众所周知的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日十万人殉难之类民族血腥惨案就磬竹难书,不必多说了。在这样的屠戮之下,清初居然还剩存零星几个科技人才,实属不易。等明代留下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学生死后,就只有万马齐喑了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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